人事档案“命运之符”的命运

    这项涉及数亿人命运的老制度在新时期有着充分的改革必要性：60多万“弃档族”、大量“虚假档案”、“人质档案”、“零档案”……考虑到改革的可能性，却又有多头管理和利益冲突的阻碍。 

    两年多前确认人事档案里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等评语后，汤国基才最终明白自己20年来找不到工作，谈不到对象，处处碰壁的原因。

    与此相反，原全国特产经济办公室主任曹忠武通过在档案中伪造干部履历、入党材料和专业证书，平步青云走上局级岗位。2004年6月，这位“三假干部”因涉嫌23项罪行6种罪名被判处死刑。

    而在另一方面，“一纸定命运”的传统人事档案又陷入“可有可无”的尴尬：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代管的三四百万份人事档案中，至少有60多万份被主人抛弃。人事档案的“鸡肋”之名由此产生，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陈潭教授更是称之为“体制的阑尾”。

    由于与除农村人口以外的几乎所有国人的身家命运息息相关，人事档案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改革、废除、加强的声音同在。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调查采访发现，真正实际推动或专门研究这方面情况的人却为数寥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事专家更是指出，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变它，而他们又恰恰是最有能力改变它的。

    于是，尽管它经常与户籍改革一起被提出来，而当户改在反反复复进行时，它在操作层面却是死水微澜一般。

    隐秘的“命运之符”

    “学校利用自己看不到自己档案的规定报复我。”汤国基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位1983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连曾经赖以为生的写作都放弃了，他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

    当年，他是益阳师专建校以来第一个在诸多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学生，才华初显又桀骜不驯的汤国基曾多次向媒体和教育部门写信，反映自己的学校师资水平不佳，并称自己的班主任周某和中文系负责人“不学无术”。

    他没有想到的是，毕业后没有任何单位接收他，有的单位本拟录用，但总是到最后突然变卦。女友与其突然分手时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瞒着我？”这时关于他的精神病传言也开始了。

    直到2003年6月，一位匿名人将其毕业鉴定、处分决定复印件和精神病医学鉴定书的手抄件投到他信箱，他才最终确认是档案里有问题。他曾得罪过的班主任给他加上了“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的评语。

    现在，尽管手中有湖南省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小组作出的“精神正常”鉴定结论，汤国基仍在为自己的名誉打官司，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自己是“鸡蛋碰石头”，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不甘心”。

    汤国基档案事件在2003年爆出后，多家媒体将矛头指向了传统人事档案中“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的规定。这一规定源自干部人事档案制度，并应用到其他人事档案规定中。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系邓绍兴教授介绍，传统人事档案是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在那个中共党史上“纯洁干部队伍”的重要时期，干部档案制度是整风的重要措施之一，而政审材料成为档案的最重要内容。

    对当事人保密的目的一般认为是安全的需要以及方便组织管理，但陈潭指出，“正是这种高度保密性反而降低了人事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为信息垄断而使‘组织意见’主观随意性增强。”

    事实上，以政审材料或“组织意见”为核心的人事档案长期以来成为人们的“命运之符”，个人的调动、入党、提干、升迁、晋级、评职称无不与之相关。在单位包办一切的年代，人事档案便是单位赖以约束个体的工具，并通过对当事人保密，形成一种神秘的权威性。

    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院政策法规研究室负责人李建钟博士认为，现在我国的人事劳动关系从政治关系日益转变为经济关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契约关系，将人事档案的保管权、评价权、处置权完全交给用人单位，对个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陈潭博士主持的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人事档案制度研究课题组2005年7月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8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应该有看到自己档案的权利。